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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评论》第47期：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治国经世之正道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6-01-27 10:57:39
内部参阅 总第193期
城市评论 47
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 2026年1月26日
【本期内容】•在世界大变局中创行治国经世之正道•
一、开创赋以新内涵和新使命的治国经世之正道
二、开创将德法之治相结合并升华的治国经世之正道
三、开创以民为本、致力于人全面发展的治国经世之正道
四、开创萃取古今中外治政真谛精髓并升华的治国经世之正道
五、开创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以文明建文明的治国经世之正道
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治国经世之正道
—— 集萃凝升：基于德法王霸再升华的治政之道
作者：钱 伯 华 
【编者按】 如何治国平天下是人类社会自国家产生直到国家使命完成始终存在的最重大课题。既往历史并无最标准答案、最完美模式，而是纷繁呈显各含利弊。及至当今世界进入大争之世、百年未有大变局，如何治国匡世成为空前迫切的大问题。不管世界如何变化、外界如何分化，我们励精图治、振兴中华的使命和奋进坚定不移！为此，我们必需恪行“以正治国”的治政之道，正确运用古今中外治国平天下的精粹成功经验、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向运势和正能利器，开创世界扬正祛邪、和合发展之新世纪。作者长期探研历史治政之真谛，并深究当今世界治乱之根源与关键，在集萃凝升王霸之道中提炼出更高阶新“正道”，为天下兴亡尽一己策论之绵力。
♦ 治国经世之“正道”的立论基点与主旨要义
如何治国平天下是人类社会自国家产生直到国家使命完成始终存在的最重大课题。既往历史并无最标准答案、最完美模式，而是纷繁呈显各含利弊。及至当今世界进入大 争之世、百年未有大变局，如何治国匡世成为空前迫切的大问题。不管世界如何变化、外界如何分化，我们励精图治、振兴中华的使命和奋进坚定不移！为此，我们必需恪行“以正治国”的治政之道，正确运用古今中外治国平天下的精粹成功经验、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向运势和正能利器，开创世界扬正祛邪、和合发展之新世纪。
治国经世的治政之道，是关乎人民及执政者生死存亡、国家乃至天下治乱盛衰，既古老又常新、既久远又紧迫的重大课题。古今中外，围绕这一重大课题，人们大多各持己见，各执一端。在中国治政史上，儒、墨、道、法等诸家关于王道与霸道、德治与法治等治政之道孰优孰劣的争议弥久弥烈，至今余絮尚存，难以定论。历史证明，以往统治阶级的治政之道，大多因偏执一端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和局限。
在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向现代化迈进、当今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历史新时期，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新时代，中华振兴和世界治理向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这就是，要开创和实行具有正确的治政观、正确的治政手段、克服偏颇而中正适度，适应福民强国、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之需要，完全“以正治国”的治政之道。为创立这一治政之道，并使之同王、霸之道等有所偏颇的治政之道相对比而矗立，特将其创名为“治国经世之‘正道’”。 这也应成为世界新格局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指之道。
一言以蔽之：在德治与法治的结合和升华、并对王道与霸道正确取舍、统摄兼取中开创新世纪治国经世之“正道”——此乃历史赋予进步人类及其先进代表的伟大使命和历史重任。
一、开创赋以新内涵和新使命的治国经世之正道
在中国古代的治政之道中，“王道”，意即君主以所谓仁义治天下的为政之道，主张德治；“霸道”，意即凭借武力、刑法、权术、威势等进行统治的为政之道，主张刑治亦即法治。在中国治政史中，用德治多而刑治少的，相传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之政；用刑治、德治各一半的，是夏禹、商汤、周文武“三王”之政；用刑治多而德治少的，是齐恒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五霸”之政；纯用刑治，虽一时强盛而终致灭亡的，是秦之政。这些治政之经和历史之镜至为宝贵!
与“王道”、“霸道”各执一端相区别，我们要在“王道”与“霸道”、德治与法治之间开辟一条将二者正确取舍、辩证结合并升华的崭新执政之道，创立和恪行赋以新内涵和新使命的治国经世之“正道”。
毛泽东主席金句：人间正道是沧桑（核心与关键词：“正道”）
治政之道，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立足点。“王道”与“霸道”及与之相应的德治与法治，虽然在如何治天下的问题上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但它们却都是代表了由君主、贵族组成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所怀持的目的、所使用的手段，都是为了役使臣民隶顺、效力于少数统治者，为了建立和维护君主等少数权贵的一统天下。与此截然相反，我们所讲的是社会主义的德治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治，我们所要创立和恪行的“正道”不是为了少数统治者的利益，而是为了最广大人民最根本最长远的利益，极而言之，是为了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整个世界的繁荣和进步。正是由于这一根本立场的本质区别，决定了正道同王道、霸道在治政的宗旨、目的、手段、方式等诸方面，都存在着根本性的迥异之处。
“政者，正也。”开创治国经世之“正道”，必须赋予和把握其最重要、最本质的特征——“正”：从事正义的事业——致力于社会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确立崇正的宗旨和目的——致力于为广大人民谋幸福；选择正当的途径——致力于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特别是创造能力，通过发挥聪明才智和创造性的劳动，推动国家的振兴和社会的进步；运用纯正的手段——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致力于人的素质提高和全面发展，从德治与法治的辩证运用上全面正确地规范和发展人与社会积极进取的思想和行为。
“正道”之正，正是体现在所从事的整个事业及其治国经世的宗旨、目的、途径及手段之堂正。这正是正道迥异并超越于王道、霸道及其他治政之道的最重要之处。正道之正，亦相对于王霸之道、德法之治等治政之道各自偏执一端，而能不偏不倚、中正不歪，故谓之正。
二、开创将德法之治相结合并升华的治国经世之正道
探求、创立治国经世之正道，亦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拒绝吸收历史传统文明之精华。中国自产生国家起，由王道与霸道、德治与法治交互作用占据上下几千年，在具有如此久远博大时空及治政历史的泱泱大国，充分了解、正确对待和科学借鉴王霸之道、德法之治，当然是开创新世纪治国经世之正道的根本前提、应有之义。
这首先需要对王道与霸道、德治与法治有全面深刻的分析、比较和鉴别。这一问题博大而复杂，在此只能抓住荦荦大端，阐述其精髓要义。
王道的主要特征是，主张德治，强调以仁义治政，以教化施民，以行德政、顺民心为立国之本。主张行王道者的共识是：政以德为本。治政者为政以德至关重要，失德必失政。德以民为本，为国者，得民则治，失之则乱。其治政之真谛是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为根本和底线。持王道论者，深知民意不可违，民利不可废，民安则国泰，民乱则国危，民怨沸腾者必不久长。故尔，特别强调为政之道在于得民。得民必先德民，必须以顺民心为根，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定国神针。重得民，施德政，以德为教，是王道之核心。其理想境界是，以王道治天下，普施仁政，为民造福，使万民幸，致天下兴。
霸道的主要特征是，强调法治，崇尚武力、刑法、权术、权势等统治手段，为政以刑，为政以力，为政在君。认为政治制度和严刑峻法是强国安民的最有效统治手段和最有力统治工具。行霸道、用刑治，中国治政史上当推秦朝霸道之政，而秦之政，又主要基于韩非等集法家学说之要点而形成的一整套法治理论。韩非认为，人皆天生“性恶”，无法改造，要使人民心悦诚服地供役使、受统治，是做不到的，只有施用严刑峻法，才能改变人的恶性，因而主张对人民以法为束，施以强制，“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义之相怜”，因为他们认为，威势可以禁暴，而德厚不足以止乱，用威势镇压比用仁义羁縻更为有利、有效。由此，韩非等与儒家的“礼治”、“德治”、“人治”相对立，提出以法治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和治政主张。并提出“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秦王政对此极为赞赏，亲政后即“作制明法”，制定严刑竣法，全面实行法治，上至军政大事，下至平民生活，上至权贵大臣，下至庶民百姓，“事皆决于法”，法由一统，法度峻厉，法网严密，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法治。从韩非等法家的法治主张、秦朝践行法治之得失与兴亡，足可知霸道之利弊。
析论王道与霸道、德治与法治之短长，须持唯物辩证的态度。议其功过，须持历史的眼光。择其善者为今所用，则须从现实和长远考虑。
王道与德治，强调政以德为本，德以民为本，致力于顺民心、厚民生，以仁义治天下，以教化施万民，借重人类内在的精神力量，治国安民平天下。其宗旨和目的，无疑是为了维护以君主为核心的少数统治者的利益而驯化、奴化人民，其仁义道德要义亦以这一宗旨和目的为准则，其仁德的诚信度与可靠性亦很可疑，这是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使然，不应荷求，现今当然亦不足取。但就其以民为本，重视人的尊严，注重从正面对人积极进行道德教育和行为引导，用仁义去感化人、善化人际关系，对道义高度弘扬、执著追求，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施，这在客观上对于发挥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及其动力作用，对于传承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和道德精神，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应予肯定。但王道的“仁义治天下”，有些过于理想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性、阶段性认识不足，看不到在一定阶段、一定过程，人由于受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局限，人的素质参差不齐，素质提高有个过程，而且素质的变化有变好与变坏两种可能与现实，所以，在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上将持续存在利欲流行、逐利忘义、“礼崩乐坏”、天下纷争的状况，这是仅靠仁义道德所无法解决的。没有足以防范和解决这类问题的硬性手段和措施，就无法祛邪除恶，治乱禁暴。
霸道与法治，主要靠权与势、刑与力，靠采取严厉的手段，利用外在的力的震慑、强制，约束人们的行为，直至使天下臣服，达到立国定邦、图霸兴业的目的。主张霸道者无不与“性恶论”相关，撇开其他争议，就人性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同表露、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不同行为而言，确实在人性之中、在人群之中存在恶的方面、恶的部分，而且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这种邪恶是道德和仁政的力量与手段所无法改变或克服的，而使用霸道的手段和方法却可制之、除之。但行霸道者多偏行极端，弃仁专刑，弃德专力，亟行暴政。他们把人性和人类之中恶的一面普遍化、绝对化，根本否定人性和人类主善的一面，否定道义的存在和人们对道义的追求，认为道义是根本无用的东西，奉行者寥寥，因而只能用刑与力、威与权迫使人们就范、臣服，靠法、术、势统制执掌天下。尽管典型的法家思想与霸道主张帮助秦王政统一了中国，发挥了进步的历史作用，但鉴于秦王朝的短命覆亡和暴戾形象，霸道的作用之有限、弊端之非浅，亦显而易见。贾谊在《过秦论》中一针见血地归结出秦朝覆灭的根本原因：“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也恰恰击中霸道弊病之要害。
历史证明，王道与霸道，均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若偏执一端，物极而必反，定招败亡。因之，历代也有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力求不走王、霸两个极端，希冀寻求更好的治政之道。随着人类社会的迅速发展，在历史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世情更加复杂多变，政局更加动荡不定，历史和人民愈益迫切地要求执政者找到更好的治国经世之道。
在新的历史时期，历史和人民要求我们，亟须借鉴王道与霸道、德治与法治之成败与得失，融其所长并升华，弃其所短并拓展，进而在此基础上不断改革与创新，开创新世纪治国经世之正道。从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需要看，治国经世之正道当须取长弃短、取利避害，确立如下几点精髓要义：
——识世通变，深谙治政之真谛。正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一样，应将“识世通变”作为治国经世之正道的精髓。必须对人与社会及时势之变有深刻透彻的认识，深谙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世情社情下人的思想行为之本质及社会变化发展之规律，在此基础上，因国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因人制宜地采取致力于人的生存发展、促进社会繁荣进步的最佳治政方略。
——确立正确的治政宗旨与目的。政以民为本，执政者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最根本、最长远的利益，极而言之，必须致力于全社会、全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这是行治国经世之正道的第一要义。唯有如此，才能从全部意义上承担和履行历史赋予的治政使命与责任，才可望达到治国经世的崇高目标和伟大成功。
——德法相辅，主助相宜，兼施得当，持之有度。这是恪行治国经世之正道的实施要领。一方面，要正确把握人的素质及社会文明的程度，充分发挥德的作用，尽可能施行德政和“仁义教化”，“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另一方面，针对人性之中恶的一方面、人类之中恶的一部分，为防范和制止其冲破道德约束而危害他人及社会，坚决施以法治和刑力强制，即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德与法，其主次轻重何以把握?对此，不能脱离实际抽象定论，而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针对不同时空下治政面临的具体对象和矛盾，德法并用，主助相宜，宽猛相济，“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从人类具有思想、道义、尊严和人生价值的独特性，从性善的主导性、人性的可塑性，从人类善者的主流性、人类趋善的必然性，从邪不胜正、正能压邪、邪恶亦有可改造性等诸方面看，应重在德治。但亦不可不顾具体情况一概而论，而必须因时势及对象而异。在刀兵相向、暴力相加、动乱不止、德礼不行的情况下，切不可拘泥于儒者之见，而必须主要依靠法治和武力扶颠定倾，除恶祛邪，匡世救民。对那些十恶不赦、怙恶不悛者，坚决绳之以法，齐之以刑。
——恪行正道，以正治国。“政者，正也。”这是恪行治国经世之正道的必循准则。老庄认为，奇策只能用于军事，用于拨乱反正非常之时，长远治平之道，仍有赖于诚正修齐。既不可用权，亦不可耍谋，因为权谋之术虽可收效于一时，终究还是难立百年基业，故尔主张以正治国。这与韩非主用“法”、“术”、“势”迥然相异。对此，当取老庄之见，同时亦不排斥韩非之主张在一定情况下的合用性。就总体而言，治国经世还是要坚持正道，才能大道光明。
三、开创以民为本、致力于人全面发展的治国经世之正道
恪行治国经世之正道的真谛与根本何在？从社会的主体和历史的动力这一本原性问题看，全在于以民为本，致力于人的素质提高和全面发展，注重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广大人民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历史、推动人类社会前进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主力军和主动力作用。因为，自从人类产生以后，人们就靠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生产”、维系和发展社会。社会发展的历史，从一开始就首先和主要是生产发展的历史。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生产力，而生产力的诸要素中，劳动者是首要的和唯一能动的要素，是起主要的决定性作用的主体力量。因此，正是人民——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发挥决定性的主体和动力作用。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民执政，恪行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
故尔，治国经世必须以民为本。理想的治国经世之正道应当是：确立人在世界中的特殊价值和主体地位；创造有利条件，采取有效办法，促进和帮助人们提高素质、全面发展；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激励人们积极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并且致力于个人发展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使人类社会朝着有利于个人和个人朝着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健康迅速地发展。能否以此作为治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实行如何，是治政能否成功的重要关键，也是衡量治政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政以民为本，最根本的是致力于人的素质提高和全面发展。因为，人是社会的主体力量和历史的创造者，人的发展程度及素质优劣，直接决定了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素质，乃至国家与天下的治乱盛衰。历史和现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政以民为本，最关键的是致力于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人的能动作用中最重要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因为，人之所以能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发生巨大的决定性作用，就是由于人特有比世间万物高超之处，即独具自觉的能动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主动性、积极性、特别是创造性。创造性对历史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尤为重要，因为没有创造，一切都只能处于复制、停滞、僵化乃至衰竭状态。人的根本特征、人存在的主要价值、人之得以生存和发展，就在于人能够从事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在社会实践中积极地、创造性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正是、也只能是靠人的积极性、尤其是创造性，社会生产力才得以发展，人类社会才得以不断进步。历史表明，无论于任何社会阶段和历史时期，无论在任何有人群的地方，无论有多么复杂迥异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的、现实的种种原因，都能找到一个共通的决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所在——当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不能充分地激发、表现、发挥出来，以至受到压抑、束缚、扼杀的时候，生产力就难以发展提高，社会就难以繁荣进步，甚至反过来陷于停滞、衰退；而当人的积极性、特别是创造性得到正确有效的充分发挥时，生产力就能获得长足发展，社会就会繁荣昌盛。
在此，很有必要针砭中国传统的治政之道。王道与霸道虽然在治政手段上迥然不同，但在统治的目的和驯民的后果上却殊途同归：它们都把人仅仅看成是被统治、被驱使的对象，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各用德或力的手段约束和驱使人们的头脑与行为，目的都是把人变为安分守己、循规蹈矩、俯首听命的动物类、机械式、受动型的驯服工具，特别是一整套封建道德的伦理纲常、清规戒律以及消极无为的人生观念，把千官万民奴化为唯唯喏喏、趑趄嗫嚅、淡泊人生、不思进取、唯祖唯上、缺乏主动性、尤少创造性的庸碌众生。如此臣民，统治者固然极易制控驱使之，但国家和社会由此所得到的只是愚昧无知、难有作为的庸众，所失去的却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最重要、最强大的原动力——富有积极性、创造性的人！这应该说是王道与霸道之所以能使中国封建社会形成超稳定的统治架构，续成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同时却也使整个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直至近代越来越缓慢的深刻历史原因！这是王道与霸道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造成的最大损失！也是其治政之道看似非常精明，但却最欠高明、最失败之处！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坚决地摒弃王道与霸道之积弊，反其道而行之，恪行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治国经世之正道!
如何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这是新世纪极为重要的历史大课题。在此难以展开尽述，只能择其要点概略议之。
人类从低级低能通过日积月累的量变质变跃升到高阶智慧人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从哲学的角度看，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首先要确立人在世界中的价值和主体地位，使其达到自我实现；其次要保障人的自主活动，保证其生存、特别是发展，并尽可能达到自由地生存与充分地发展。与此同时，还要努力达到个人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在私有制和异化劳动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个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而个人的发展是不顾社会利益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98页；第26卷，第124页、125页）。这既不符合人性，又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历史的前进，必然要求人类社会的发展采取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最理想、最有效的途径和方式，使人类社会向符合人性、有利于个人全面发展的方向，同时使个人朝着有利于全人类、全社会的方向，相辅相成地健康发展。这是恪行治国经世之正道的哲学根基和治政取向。从现实社会的角度看，则要从经济、政治、教育、文化、法律等诸方面帮助和保障人的全面发展，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努力提高每个人的素质、全民族的素质乃至全人类的素质。
人类具有极大的可塑性与创造性、无穷的发展潜能及提升空间
关于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特别是创造性。要从科学与哲学的深层次深入研究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关键所在及有效办法，用现实的和发展的战略眼光，采取科学的、正当的途径、手段和方式激发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是：人类活动最根本的动力何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何以激发并得以持续和高涨？科学与哲学表明，人的需要是驱使人从事各种活动的最终动因，人的需要的客观属性全面规定着人的活动。因此，充分研究人的需要，探寻激发、控制、发展和满足人的正当需要的最佳途径、最好手段、最优方式，是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关键。主要的途径、手段和方式如——确立人在社会生产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主要作用；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政策措施；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精神力量；积极开展公平竞争；大力培养、努力用好每一个人才和每一个人的才干，尽可能做到位得其人，人得其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正确确立、妥善处理个体和集体的关系，充分发挥两者的作用；建立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和互爱互助的人际关系；为人们创造好的社会环境，助其改变逆境；打击和祛除各种歪风邪气；大力弘扬和激发创造精神，大力强化人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才能，大批起用开拓型、创造型人才，如此等等。
总之，坚持以民为本，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提高，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推动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最根本、最崇正、最有效的途径、手段和办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至为理想的治国经世之正道。
四、开创萃取古今中外治政真谛精髓并升华的治国经世之正道
治政之道，是一个包涵古今中外治政之真谛的世界性大课题，所以必须提要勾玄地以治政之道为主线，对在世界历史与现实中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与西方的主要治政史及其社会特色，进行大纵大横的勾勒与比较。
先说中国。中国是世界上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从炎黄至今，五千年历史文化绵延不绝，有过辉煌，有过黯淡；有过强盛，有过衰落；有过骄傲，有过屈辱。时代风云的变化，历史震荡的冲击，使世间发生了多少沧桑巨变，然却没有哪一个民族和国家像中国这样长期保持大致相同的疆域和主体不变的文化！一个多民族、多人口的大国具有如此的超稳定性，实在令世人惊叹不已。探究其奥秘，尽可列举诸多原因，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当推中国独具老到精深的治政之道！姑且不谈为达到这种超稳定性所采取的统治措施产生的消极影响，就形成民族、国家与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而论，中国确实积累了丰富的治政经验。在这方面，中国确实令那些动荡多变、命途舛短的民族和国家所望尘莫及，确实为人类社会如何在稳定的环境之中求得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从根本上说，这种治政之道的主要功夫还是做在顺民心、厚民生、修民德、端民行这一治政根基上，治政手段就整个治政史的总体而言，还是在于德刑并用，刑政相参，以德为本，以刑为助。其中，注重培植弘扬具有强大向心力、感召力、支撑力、历久而弥坚的民族之魂和爱国精神，使其起到了强大的支柱作用、聚合作用和传承作用。
中国历朝历代运用王霸德法各种思想主张和治国方略治国安邦
历史的进步总是包含着种种矛盾的辩证发展过程，事情常常都有其两面性。旧中国历代统治者维系统一、稳定的某些统治措施，也同时在相当程度上压抑了人的自主意识和创造精神；“圣人”的思想政治主张、祖宗的制度成法，从思想上、政治上创造了古代的文明，但这种思想政治主张和制度成法的定格也成为遏抑中国在改革创新中前进的阻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曾经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当时代呼唤政治改革，生产力需要勃兴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民主和自由时，这种政治体制，以及与这种体制相应的王霸之道和法统思想，就成了压制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打击工商业经济、鄙薄科学技术、反对变法改革、阻碍社会进步的惰性力量，使中国丧失了继续率先走向近、现代社会的可能，在历史的跑道上很快被崛起的西方赶超而落伍。所有这些，都从反面为我们开创治国经世之正道提供了代价昂贵的经验教训。
西方发达国家靠科技发明和工业革命在近现代称雄天下
与此同时，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使16世纪以前落后于东方、落后于中国的西方，从另一方面获得了后来居上的历史机缘和社会动力。16世纪中叶，中国在超稳定的封建社会的泥潭中难以拔足而急剧衰落，西方则借助资本主义的巨大动力而迅速崛起。西方的文明远没有中国古老悠久，西方的政治经济也的确没有中国源远渊深，但也因此而幸免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在思想、政治、文化等方面积累的沉疴和糟粕的拖负。对外开放的政策吸引多种外来异质思想文化、各种移民人才及各种经济技术优化组合，鼓励竞争和创新的制度与机制大大激发出劳动者、生产力及全社会发展前进的活力与动力，崇尚科学的政策使生产力获得突飞猛进的大发展，放宽民主的政策激发了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发展现代文明的政策大大推进了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所有这些，形成了科学、民主、开放，冒险、竞争、创新，擅工商、精技术、多发明，高效率、快节奏、现代化等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的特色，从而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少方面取得了领先于世界的巨大成就。应当说，就西方文明包括其治政经验的精华而言，确实为推进国家和社会实现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由不发达到发达的历史性进步，以及建设、治理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创造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世人皆知，西方在资本主义文明兴起的同时，也留下了一部很不光彩的历史。“资本来到世界，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4页。)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达既是建立在对本国人民剥削的基础上，更是建立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掠夺的基础上，用劫掠、奴役甚至谋财害命等野蛮残酷的手段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地理大发现”为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广阔的殖民地和生财之道，他们带着贪婪的利欲涌向殖民地，奴役当地居民，劫掠财富。伴随着殖民掠夺的，首先是美洲印第安人的大批被杀戮，其次是大规模的奴隶贸易。新兴资产阶级及其执政代表攫取的灿灿黄金和赫赫权柄，由此与血与火一道，燃炼成带着血腥与铜臭的文字和形象载入了世界的编年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更加加紧剥削、压迫本国劳动人民，奴役、掠夺殖民地和第三世界人民，悍然采取国民经济军事化和战争等手段，争夺世界霸权，劫掠世界财富。少数帝国主义分子穷凶极恶地走上了法西斯道路，对内实行恐怖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及至掀起两次世界大战，给其本国及世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个别帝国主义国家则从中大发战争横财。更令人气愤的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空前水准的情况下，有些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竟还丧心病狂地穷兵黩武，以强凌弱，用凝聚了人类最先进科技文明的现代尖端武器，去干最原始、最野蛮的侵凌、残害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血腥罪行！由此足见，西方世界与文明相伴的黑暗面，特别是有些国家为了强权和暴利而采取的种种邪恶手段，实在是西方治政史的耻辱，亦给世人以警醒和鉴戒!
明鉴古今中外治政之经验与教训，使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历史和人民在忧急深切地呼唤：一定要恪行治国经世之正道！这正道，须集古今中外治政经验之大成——既要建设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以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又要努力在改革与创新中推进历史进步；既要正确适度地集中统一，又要正确充分地发展民主自由；既要加强道德和法治建设，规范、引导人和社会的行止，又要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既要致力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和谐，又要推动积极向上、手段正当的公平竞争，使人和社会充满强大的动力与活力；既要坚持国家的自立、自主、自强，又要在对外开放中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既要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和增强自己，又要恪行和平共处、平等互助、友好合作、用正当的手段进行竞争以相互促进的原则；既要重视农业经济，又要重视工商经济，更要重视教育科技；既要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又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还要致力生态文明建设……。只有全面、辩证地正确把握这些关系国家盛衰和天下治乱的治政原则和施政要领，从各方面恪行治国经世之正道，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和轨道既快又好地健康发展。
东西方文明发展历程与时空交错对比
五、开创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以文明建文明的治国经世之正道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整个人类社会，都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历史巨变，人类进步的、健康的力量不断壮大，生产力迅猛发展，社会文明程度日益提高，世界沿着现代化道路大踏步前进。于此同时，各个国家、整个世界，又都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新矛盾，政治风云变幻，社会动荡不止，经济危机困扰，资源争夺激烈，生态破坏严重，国际角逐加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经济侵凌、武力威胁等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逆流严重干扰甚至破坏世界的秩序和历史的进步。因此，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用现代文明的途径和战略、正当高尚的手段和方式共同努力建设人类现代文明，促进世界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生存和发展的主题，成为要求全球执政者恪行治国经世之正道的历史责任和重大课题。
孙中山治国平天下之志向与思想
从历史、现实和发展趋势看，在世界生存与发展中，最重要的是恪遵以下六项原则。
——推动世界大团结，使全球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相统一。我党我国非常重视同世界的联系交往与团结合作。最具标志性的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将天安门城楼两侧标语之一赫然写上“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历古以来就总结得出“天时地利人和”成功三要素，其中“人和”尤为重要，我们无论在国家治理、还是国际交往中，都恪守此道。这也是当今世界的迫切需要，在历经沧桑巨变后，世界仍然动荡不宁，在一些霸权主义国家及反动势力不停搅动下，国际问题丛生、斗争纷繁复杂，亟需正义国家和进步力量团结起来，正确确立国际规则，妥善处理国际关系，存小异于大同、化干戈于玉帛。我党我国长期以来为增进世界大团结竭尽努力，在新时期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命题和倡议，得到世界正义国家与进步力量的积极响应。在世界竞争与国际纷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全民，承担起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大国崛起振兴的重任，同时积极支持许多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地区发展，并在国际斗争中勇于担当，维护中国及其他正义国家与民族尊严，在国际事务和人类事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至于许多方面的全球性重要组织、重大事项、联合行动，如果缺少中国就难以支撑进行。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在世界已经举足轻重，并已获得世界普遍认同，必将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世界和平和谐共生相处、互惠互利合作发展、实现共产主义及世界大同愿景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引领带头作用。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并实际致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确处理国家之间及与整个世界发展的关系，使利己与利他在“共赢”上相统一。在当今世界的大家庭中，世界要尊重、保护、帮助每一个成员国，为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提供可能的国际援助；每个国家的图强与发展，切不可以牺牲别国乃至全球的利益为手段和代价，都要以不损害其他国家的权益和整个人类世界的利益为前提；并竭尽所能，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献出爱心与努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用现代文明的手段建设现代文明的世界，使国际与世界在文明上相统一。人类历史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乃至在当今世界，有些国家和社会采用了野蛮、残暴、卑劣、罪恶的手段与方式实施统治和谋求扩张，即使有种种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缘由，但由于给本国或他国人民以至整个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痛苦和灾难，而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否定！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世界文明程度的提高，世界人民、包括直接相关国人民更不容许以往的黑暗历史重演！每个民族和国家，都应当采取有益于人民和整个世界的正当途径、手段和方式，振兴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同时为助益整个世界、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新世纪的治国经世之道，应高度重视、大力发展新时代高质量教育，开创引领未来的高新科技，切实加强适应和构成高度现代化的人类新文明建设，从各方面采取现代进步的手段和办法，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创造优良环境与条件。尤其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国际体制机制、机构机器，赋予强大的实力与手段，坚决制止和清除策动战争、掠夺、动乱、破坏等反社会、反人类的任何主体及其行为。
——积极推进国际合作和公平竞争，使相关主体在互利共赢上相统一。未来的世界，是国际联系日益增强、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经济、教育、文化、科技、民主政治、社会事业等，都将越来越趋向国际化，在国际交流与竞争中加快发展。在这种大趋势下，应当因势利导，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平等互助，互惠互利。同时，为增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还应当积极开展激发各国踔厉奋发、创新创造、不断赶超跨越的世界性公平竞争。这种国际合作与竞争，应当完全服从、服务于促进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主题，以有利于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加强现代民主政治建设，使权力与民主在执政为民上相统一。人类政治史，是一部民主与专制交织发展的历史。自人猿揖别后，人类一直在民主与专制的矛盾斗争中寻求能够自主地选择和决定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政治方式，核心是“恢复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直接统一关系，使国家权力不再沦为由少数人所垄断，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政治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1页)。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这一政治问题越来越成为广大人民以及执政者从不同的方面所关注和致力的重大课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为世界性地展开各种不同的政治民主化进程。虽然因国家体制、社会制度、阶级属性迥异而有着质的区别，但是，政治民主化确已汇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强大历史潮流。善于正确引导和充分发挥好这一潮流的作用，对于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无疑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因为，不断发展和扩大政治民主化，让广大人民议政、参政、治政，不仅可以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调动和发挥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而且更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按照人民的意愿进行最正确、最有效的治理和建设，还有利于防止和克服少数统治者以权力为资本“寻租”而滋生腐败的问题，有效推进世界性反腐败斗争。
——加强世界精神文明建设，使人类特别是新生代在扬弃历史杂质、共创美好未来上相统一。这是一个亟待全力做好的世界性重大课题。自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经济技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竞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愈演愈烈，各国大多忙于投身和应对这一角逐，集中力量发展提高本国的生产力及其竞争力，而忽视或放松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加上国家体制、社会制度、政治属性等原因，许多国家、包括物质文明程度已经较高的发达国家，在精神领域都出现了严重的病态现象。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一个虽有物质文明、但却缺乏精神文明的国家与社会，有可能发生足以倾斜甚至损毁这个国家与社会并危及世界的灾难。因此，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着重加强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和高尚道德文化的建设，尤其是在这方面加强对年轻一代的导向教育，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在推进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当务之急。这是恪行治国经世之正道的又一重要时代内容和重大历史使命。
费孝通先生亲自题写其所倡导的社会美好理想
论题内涵无限，论文篇幅有限，本文意犹未尽，论犹未结，且引世界著名人类学、社会学专家费孝通先生语重心长的忧虑与希冀，作为这一论题的“未结束语”：“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怎样相处的问题，这本是第一位的问题。看来人类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觉醒。从全世界看人与人相处的问题却越来越重要了。人类应当及早有所自觉，既要充分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更要明白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才能共同生存下去。这个时代在呼唤一个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将通过科学联系实际，为全人类共同生存下去寻找一个办法。”
费孝通先生的洞悉剖析、殷殷寄语，发人深省、催人警醒，促使人们在“路漫漫”中“上下而求索”。由其之中，我们真真切切地聆听到时代在呼唤、人民在期待：适乎新世纪世界发展之大势，开创并恪行治国经世之正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人人都务必为此而尽心竭力。
报：省委省政府领导；省委省政府办公厅、研究室。
送：省主管及相关部门，有关方面。
发：本院各领导，各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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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主编： 钱伯华（本院传媒主管 主办
原常务副院长 江苏省委研究室原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