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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评论第40期 城市高质量新内核： 幸福指数&核心竞争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5-07-09 03:35:21
内部参阅 总第186期
城市评论 40
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 2025年7月8日
城市评论 40
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 2025年7月8日
【本期内容】•城市高质量新内核：
幸福指数&核心竞争力相结合•
王 凯 王丽娟：城市更新宗旨是让人民更幸福
钱振华 刘 斌：致力城乡新融合实现富民新目标
李俊鹏：从明星城市看如何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徐金源、王新农：建议在南京筹建中国数学博物馆
城市高质量新内核：
幸福指数&核心竞争力相结合
【编者按】城，所以盛民也；民，乃城之本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质量推进城市建设和发展，务须聚焦人民群众对高品质幸福生活的新需求，努力建设“人民之城”“幸福之城”，这是城市建设发展最根本的原则和宗旨。另一根本主题和动能利器是，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4年5月赴上海考察调研时就提出的“不断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中国城市发展的伟大历程和成功经验深刻揭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即是城市高质量发展最重要内核、最强劲引擎。本期围绕此选发几篇文章，供本院和相关方面研究参考。
城市更新宗旨是让人民更幸福
王 凯 王丽娟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里，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进一步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实施取得重要进展。这是“十五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行将贯彻的最新精神和实施部署。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顺应城镇化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是拉动投资、促进消费、稳定增长、推动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回应群众关切和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当前，中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从增量供给到存量更新、从建设到治理的阶段，实施城市更新要找到牵引方向，着重补短板、提品质，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不断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竞争力。
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世界城镇化规律表明，当城镇化水平达到50%以上的时候，意味着该国或地区进入以现代文明为标志的城市社会。当城镇化率达到60%后，其发展速度会有所放缓，直至趋于稳定，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城镇人口年增长率现已基本处于平稳阶段。
过去40多年，我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978年（17.92%）到2024年（67%）提高了49.08个百分点。根据国际经验，当城镇化率超过60%，到了相对成熟的中后期阶段，城市建设发展就将进入从以外延扩张为主转向以内涵提升为主、从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更新和增量调整并重的新阶段。
当前，我国城市更新面临的背景是“一个转段”“三个转型”。
“一个转段”是指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了减速放缓的转段时期，即城镇化已从“大规模、快速化”转向“中低速、微增长”时代。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38个百分点；2010—2020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39个百分点；2020—2023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0.76个百分点。截至2024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9.4亿人生活在城镇。
国际经验表明，当城镇化率超过60%时，城市发展面临住房、环境、交通等复合问题。当前，我国城市面临过去快速发展时期遗留的“短板”（公共卫生、品质）问题，同时又面临新的挑战（气候变化、减碳等）。新一轮城市更新的重点是解决快速发展中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包括解决老百姓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补齐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比如解决环境污染、公共卫生、住房建设、功能优化、安全生产等城市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因此，对城市既有设施、存量空间的改造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抓手。
从“三个转型”的角度来看，首先是经济转型。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发生了深刻变化，正由过去的“出口导向、投资驱动”模式向“更多地依靠消费、服务业、技术进步”模式转变。2000—2010年，我国出口依存度由20.58%增长至25.97%；2010—2020年，由25.97%下降至17.69%，下降了8.28个百分点。2022年，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较2020年减少约8个百分点，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减少约31个百分点。消费逐步成为主体，但仍低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普遍达到60%—70%的水平。2023年，科技进步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60%以上，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4.6%。我国出口依存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其次是社会转型。人口总量开始减少，老龄化、少子化并存的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降低。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负值，为-0.6%。2020年，我国0—14岁儿童和65岁以上老人占比达到31.5%，育儿养老负担不断加重，总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从2010年的34.2%大幅上升至2020年的45.9%。随着总人口减少，城镇化率增速下降，城镇化率接近达峰，意味着我国城镇化已从大规模、快速化发展时期进入高质量、高品质发展阶段，城市发展从“建设时代”过渡到“治理时代”。
最后是能源转型。中央已明确提出，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当前距离碳达峰不到5年，我国全面进入“减碳降碳”时期，但减碳任务面临着经济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压力。2030—2035年是城镇人口峰值与碳排放峰值“两峰叠加”的关键时期。减碳需要在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实现总量控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发展的路径和方式势必发生重大变化，即从增量供给转向存量更新。从某种意义上说，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是顺应城镇化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
过去，我国通过土地、生产要素等空间增量供给，推动城市快速发展，实现了对一般消费品的全面满足。2000年我国建成区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2022年增长至约6.4万平方公里，增长近3倍。当前，我国城镇化进入中低速发展阶段，强调存量空间的更新迭代，其目的是满足新经济、新消费、新人群的需求，并不断更新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同时，更加注重环境、文化、服务、数字化的体验型经济。
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应把握重点任务
《意见》提出了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八项主要任务，即：加强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开展完整社区建设，推进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完善城市功能，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修复城市生态系统，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化等八项城市更新主要任务。
这些任务紧密围绕新时代人民需求，立足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八项主要任务可以归结为城市发展的四类空间，即第一至第三项任务为居住空间，第四项任务为产业空间，第五至第七项任务为公共空间，第八项任务为文化空间。
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应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从居住空间来看，要围绕人民群众关切，持续推进既有建筑、老旧小区、完整社区等住宅住区的更新改造。一是通过社区微更新，营造步行舒适、丰富有趣的邻里社区单元。二是构建“15分钟生活圈+”，围绕生活圈完善各类服务设施。通过推动既有建筑、老旧小区、完整社区等住宅住区的更新改造，加快建设更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住宅，补齐养老、托育、停车等服务设施短板，不仅可以带动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推动城市由外延扩张型发展转向内涵提升型发展，打造人民群众需要的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让人们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还可以推动基层治理模式创新，成为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
从产业空间来看，要特别关注老旧街区、老旧厂区的更新提质，激发经济新动能。一是通过推动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功能转换、业态升级，营造差异化、沉浸式、体验式的场景，可以促进经济转型，增加就业机会，打造更加具有吸引力的新型消费空间；二是通过将废弃老厂房改造为创意园区、将老旧街区升级为创新街区，吸引文化创意、科技创新等新兴产业入驻，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公共空间来看，要大力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筑牢城市安全发展底线，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通过全面排查城市基础设施风险隐患，推动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的短板弱项，有利于增强城市防灾减灾能力，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更新也有利于扩大有效投资，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从文化空间来看，要强化文化赋能，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和利用。在坚持保护优先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历史文化资源活化利用路径，在更新中更多采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推进历史文化和现代风貌有机结合。同时，积极推进历史文化元素创造性转化，与文化艺术、文旅体验等相互融合，将文化势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总之，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拉动投资、促进消费、稳定增长、推动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回应群众关切和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重要举措。
城市更新应重点关注四个“两亿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推进城市更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党的二十大重申了这一要求，并强调“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此次《意见》也强调，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要做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可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全面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也就是说，细化人群的精准服务是城市更新的目标和落脚点。
当前，应重点关注四个“两亿人”。一是两亿新市民、青年人，他们中约70%的人只能在城市租房居住，居住品质较差，住房困难突出，需要城市政府下大力气解决。二是居住生活在城镇老旧小区中的两亿居民，这些住区普遍存在设施老化、功能不健全、安全隐患多等问题，需要逐步通过住房改善和小区环境品质提升予以解决。三是两亿老年人群体，住房适老化设施和小区适老化环境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居家养老的基本需求。四是两亿儿童，他们对于安全、健康生活环境的新需求是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城市应当关注的重点。
从城市发展目标来看，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对更好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生活环境、更完善的公共服务等充满期待，对城市建设的要求已经从“有没有”上升到“好不好”。因此，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应从群体到个体，通过优化存量空间实现个性化、特色化配置。新时代的城市，应当是全龄全域友好城市——对儿童、对老年人、对弱势群体、对外地人全都友好的城市。
打造宜居之城 从空间焕新到幸福赋能
城市更新已逐渐从“工程逻辑”向“治理逻辑”转变，并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实现从“物理空间改造”向“社会生态重构”的跃升，必须从政策体系入手，推进系统重构、路径创新与机制完善。
曾经坑坑洼洼的水泥小路变成了整洁平坦的马路，曾经荒草丛生的空地变成了“小而美”的口袋公园，曾经衰败的街道变成了美食休闲一条街……近年来，伴随着城市更新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享受到了街道升级带来的便捷宜居生活，实现了从空间焕新到幸福赋能。
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为新时代人民城市建设锚定了方向。今年1月，国务院召开今年首次常务会议，将城市更新列为重点议题，并强调城市更新“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城市更新被赋予了更高的定位。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在一系列国家政策持续发力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下，城市更新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朝着打造宜居之城的方向前行。
关心国计民生，顺应群众期待
现在很多城市的公园随处都是，有的小巧精致，健身器材齐全，有的占地面积大，树木繁多，景致优美。不论是日常锻炼还是周末休闲，都能很好地满足附近居民们日常生活和健身锻炼的需求。
北京为例，截至2024年底全市公园总数已达1100个，三分之二的公园实现无界融通。今年，北京正全面推进花园城市建设，计划新增公园绿地200公顷，建设城市休闲公园15处，打造“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50处。“出门赏绿”将变得更加便捷。
城市更新建设关系国计民生，顺应群众期待。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过程，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2020年，“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首次被写入“十四五”规划，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其重要性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发展迅速。2024年，不论是其对稳投资、扩内需的重要性，规划及土地端政策、可复制经营做法的宣传推广，还是中央财政的支持力度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城市更新通常是指以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完善功能布局、提升人居环境为核心，通过改造老旧区域、盘活存量资源、统筹基础设施升级等手段，推动城市向宜居、韧性、智慧方向发展的系统性工程。城市更新的政策理论与内涵存在一个不断迭代演进的过程。
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
城市更新，既是发展方式的转变，更关系民生福祉的提升。城市更新对于打造宜居城市的重要性体现在:
一是优化空间结构，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在传统粗放式城市发展模式下，城市空间存在结构失衡、功能混杂等问题。城市更新通过“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推进土地再开发与功能重组，实现空间从“物理集聚”向“复合利用”转型，推动形成“紧凑、弹性、通达”的城市格局。
二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市空间品质与生活舒适度的重要抓手。通过改造老旧住宅区、升级市政基础设施、增设绿地与公共服务设施，不仅改善物理环境，更推动“生活型城市”向“健康型城市”跃升，切实提升市民获得感与幸福感。
三是推动产业升级，促进经济转型。城市更新不仅局限于“形态改善”，更注重“功能再造”。通过产业空间重构与业态导入，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导新兴业态集聚，实现从“空间更新”到“经济赋能”的跃升，打造创新驱动型城市经济生态。
四是推动社会融合，促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城市更新不仅是空间治理，更是社会治理的“试验田”。通过鼓励社区参与、建立协商机制、引入社会组织，打破“物理分割”与“社会隔离”，推动社区融合、文化延续与治理协同，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社会生态。
从“物理空间改造”跃向“社会生态重构”
老旧小区没有电梯，一直是困扰高层住户的痛点问题。近年来，多地积极支持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让更多老年人告别“爬楼难”，这也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尽管城市更新已逐渐从“工程逻辑”向“治理逻辑”转变，并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仍面临顶层设计不完善、资金机制不健全、公众参与度不足等问题。为此，亟须实现从“物理空间改造”向“社会生态重构”的跃升，从政策体系入手，推进系统重构、路径创新与机制完善。
一是规划引导滞后，亟须构建“多尺度、全周期、强协同”的规划体系。当前部分城市在城市更新规划方面仍存在局部碎片化、与国土空间规划脱节、与产业发展方向不符等问题，导致更新项目“重建设、轻功能”“重指标、轻场景”。未来需加强“战略规划—专项规划—项目规划”的垂直统筹与“空间—产业—人口”三元协同，实现以目标导向为核心的更新全生命周期治理。
二是社会协同能力不足，需构建“全过程公众参与”的制度保障。更新过程中征拆补偿争议频发、文化遗产保护缺位、居民利益表达机制缺失，导致部分项目推进受阻，甚至陷入僵局。未来应完善法律与政策支撑体系，强化信息公开、协商决策、共建共治等程序安排，建立公平透明的公众参与机制，从“治理对抗”走向“社会协同”。
三是数据治理基础薄弱，需推动“数智赋能型”更新管理模式落地。当前城市更新的数字化管理仍处于初级阶段，多数城市缺乏系统性的数据基础设施，更新方案缺乏动态调度与精细运营能力。应加快构建以“城市信息模型（CIM）+空间大数据+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更新决策支持系统，实现“规划—设计—施工—运维”的全流程智能化。
四是制度保障体系缺失，需加强立法与标准化体系建设。目前我国城市更新的制度框架尚不健全，政策多依赖地方探索，缺乏统一立法支撑与技术标准指导。亟须加快出台城市更新法及配套实施细则，建立权责明确、程序规范、操作可行的制度框架，并推动更新项目的标准化、模块化、可复制化建设，增强政策的落地性与引导力。
（转载自《中国经济时报》）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顺应城镇化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是拉动投资、促进消费、稳定增长、推动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回应群众关切和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当前，中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从增量供给到存量更新、从建设到治理的阶段，实施城市更新要找到牵引方向，着重补短板、提品质，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不断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竞争力。
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世界城镇化规律表明，当城镇化水平达到50%以上的时候，意味着该国或地区进入以现代文明为标志的城市社会。当城镇化率达到60%后，其发展速度会有所放缓，直至趋于稳定，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城镇人口年增长率现已基本处于平稳阶段。
过去40多年，我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978年（17.92%）到2024年（67%）提高了49.08个百分点。根据国际经验，当城镇化率超过60%，到了相对成熟的中后期阶段，城市建设发展就将进入从以外延扩张为主转向以内涵提升为主、从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更新和增量调整并重的新阶段。
当前，我国城市更新面临的背景是“一个转段”“三个转型”。
“一个转段”是指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了减速放缓的转段时期，即城镇化已从“大规模、快速化”转向“中低速、微增长”时代。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38个百分点；2010—2020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39个百分点；2020—2023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0.76个百分点。截至2024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9.4亿人生活在城镇。
国际经验表明，当城镇化率超过60%时，城市发展面临住房、环境、交通等复合问题。当前，我国城市面临过去快速发展时期遗留的“短板”（公共卫生、品质）问题，同时又面临新的挑战（气候变化、减碳等）。新一轮城市更新的重点是解决快速发展中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包括解决老百姓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补齐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比如解决环境污染、公共卫生、住房建设、功能优化、安全生产等城市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因此，对城市既有设施、存量空间的改造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抓手。
从“三个转型”的角度来看，首先是经济转型。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发生了深刻变化，正由过去的“出口导向、投资驱动”模式向“更多地依靠消费、服务业、技术进步”模式转变。2000—2010年，我国出口依存度由20.58%增长至25.97%；2010—2020年，由25.97%下降至17.69%，下降了8.28个百分点。2022年，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较2020年减少约8个百分点，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减少约31个百分点。消费逐步成为主体，但仍低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普遍达到60%—70%的水平。2023年，科技进步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60%以上，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4.6%。我国出口依存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其次是社会转型。人口总量开始减少，老龄化、少子化并存的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降低。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负值，为-0.6%。2020年，我国0—14岁儿童和65岁以上老人占比达到31.5%，育儿养老负担不断加重，总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从2010年的34.2%大幅上升至2020年的45.9%。随着总人口减少，城镇化率增速下降，城镇化率接近达峰，意味着我国城镇化已从大规模、快速化发展时期进入高质量、高品质发展阶段，城市发展从“建设时代”过渡到“治理时代”。
最后是能源转型。中央已明确提出，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当前距离碳达峰不到5年，我国全面进入“减碳降碳”时期，但减碳任务面临着经济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压力。2030—2035年是城镇人口峰值与碳排放峰值“两峰叠加”的关键时期。减碳需要在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实现总量控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发展的路径和方式势必发生重大变化，即从增量供给转向存量更新。从某种意义上说，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是顺应城镇化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
过去，我国通过土地、生产要素等空间增量供给，推动城市快速发展，实现了对一般消费品的全面满足。2000年我国建成区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2022年增长至约6.4万平方公里，增长近3倍。当前，我国城镇化进入中低速发展阶段，强调存量空间的更新迭代，其目的是满足新经济、新消费、新人群的需求，并不断更新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同时，更加注重环境、文化、服务、数字化的体验型经济。
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应把握重点任务
《意见》提出了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八项主要任务，即：加强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开展完整社区建设，推进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完善城市功能，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修复城市生态系统，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化等八项城市更新主要任务。
这些任务紧密围绕新时代人民需求，立足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八项主要任务可以归结为城市发展的四类空间，即第一至第三项任务为居住空间，第四项任务为产业空间，第五至第七项任务为公共空间，第八项任务为文化空间。
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应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从居住空间来看，要围绕人民群众关切，持续推进既有建筑、老旧小区、完整社区等住宅住区的更新改造。一是通过社区微更新，营造步行舒适、丰富有趣的邻里社区单元。二是构建“15分钟生活圈+”，围绕生活圈完善各类服务设施。通过推动既有建筑、老旧小区、完整社区等住宅住区的更新改造，加快建设更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住宅，补齐养老、托育、停车等服务设施短板，不仅可以带动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推动城市由外延扩张型发展转向内涵提升型发展，打造人民群众需要的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让人们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还可以推动基层治理模式创新，成为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
从产业空间来看，要特别关注老旧街区、老旧厂区的更新提质，激发经济新动能。一是通过推动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功能转换、业态升级，营造差异化、沉浸式、体验式的场景，可以促进经济转型，增加就业机会，打造更加具有吸引力的新型消费空间；二是通过将废弃老厂房改造为创意园区、将老旧街区升级为创新街区，吸引文化创意、科技创新等新兴产业入驻，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公共空间来看，要大力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筑牢城市安全发展底线，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通过全面排查城市基础设施风险隐患，推动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的短板弱项，有利于增强城市防灾减灾能力，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更新也有利于扩大有效投资，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从文化空间来看，要强化文化赋能，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和利用。在坚持保护优先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历史文化资源活化利用路径，在更新中更多采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推进历史文化和现代风貌有机结合。同时，积极推进历史文化元素创造性转化，与文化艺术、文旅体验等相互融合，将文化势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总之，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拉动投资、促进消费、稳定增长、推动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回应群众关切和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重要举措。
城市更新应重点关注四个“两亿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推进城市更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党的二十大重申了这一要求，并强调“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此次《意见》也强调，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要做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可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全面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也就是说，细化人群的精准服务是城市更新的目标和落脚点。
当前，应重点关注四个“两亿人”。一是两亿新市民、青年人，他们中约70%的人只能在城市租房居住，居住品质较差，住房困难突出，需要城市政府下大力气解决。二是居住生活在城镇老旧小区中的两亿居民，这些住区普遍存在设施老化、功能不健全、安全隐患多等问题，需要逐步通过住房改善和小区环境品质提升予以解决。三是两亿老年人群体，住房适老化设施和小区适老化环境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居家养老的基本需求。四是两亿儿童，他们对于安全、健康生活环境的新需求是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城市应当关注的重点。
从城市发展目标来看，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对更好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生活环境、更完善的公共服务等充满期待，对城市建设的要求已经从“有没有”上升到“好不好”。因此，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应从群体到个体，通过优化存量空间实现个性化、特色化配置。新时代的城市，应当是全龄全域友好城市——对儿童、对老年人、对弱势群体、对外地人全都友好的城市。
打造宜居之城 从空间焕新到幸福赋能
城市更新已逐渐从“工程逻辑”向“治理逻辑”转变，并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实现从“物理空间改造”向“社会生态重构”的跃升，必须从政策体系入手，推进系统重构、路径创新与机制完善。
曾经坑坑洼洼的水泥小路变成了整洁平坦的马路，曾经荒草丛生的空地变成了“小而美”的口袋公园，曾经衰败的街道变成了美食休闲一条街……近年来，伴随着城市更新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享受到了街道升级带来的便捷宜居生活，实现了从空间焕新到幸福赋能。
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为新时代人民城市建设锚定了方向。今年1月，国务院召开今年首次常务会议，将城市更新列为重点议题，并强调城市更新“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城市更新被赋予了更高的定位。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在一系列国家政策持续发力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下，城市更新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朝着打造宜居之城的方向前行。
关心国计民生，顺应群众期待
现在很多城市的公园随处都是，有的小巧精致，健身器材齐全，有的占地面积大，树木繁多，景致优美。不论是日常锻炼还是周末休闲，都能很好地满足附近居民们日常生活和健身锻炼的需求。
北京为例，截至2024年底全市公园总数已达1100个，三分之二的公园实现无界融通。今年，北京正全面推进花园城市建设，计划新增公园绿地200公顷，建设城市休闲公园15处，打造“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50处。“出门赏绿”将变得更加便捷。
城市更新建设关系国计民生，顺应群众期待。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过程，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2020年，“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首次被写入“十四五”规划，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其重要性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发展迅速。2024年，不论是其对稳投资、扩内需的重要性，规划及土地端政策、可复制经营做法的宣传推广，还是中央财政的支持力度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城市更新通常是指以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完善功能布局、提升人居环境为核心，通过改造老旧区域、盘活存量资源、统筹基础设施升级等手段，推动城市向宜居、韧性、智慧方向发展的系统性工程。城市更新的政策理论与内涵存在一个不断迭代演进的过程。
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
城市更新，既是发展方式的转变，更关系民生福祉的提升。城市更新对于打造宜居城市的重要性体现在:
一是优化空间结构，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在传统粗放式城市发展模式下，城市空间存在结构失衡、功能混杂等问题。城市更新通过“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推进土地再开发与功能重组，实现空间从“物理集聚”向“复合利用”转型，推动形成“紧凑、弹性、通达”的城市格局。
二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市空间品质与生活舒适度的重要抓手。通过改造老旧住宅区、升级市政基础设施、增设绿地与公共服务设施，不仅改善物理环境，更推动“生活型城市”向“健康型城市”跃升，切实提升市民获得感与幸福感。
三是推动产业升级，促进经济转型。城市更新不仅局限于“形态改善”，更注重“功能再造”。通过产业空间重构与业态导入，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导新兴业态集聚，实现从“空间更新”到“经济赋能”的跃升，打造创新驱动型城市经济生态。
四是推动社会融合，促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城市更新不仅是空间治理，更是社会治理的“试验田”。通过鼓励社区参与、建立协商机制、引入社会组织，打破“物理分割”与“社会隔离”，推动社区融合、文化延续与治理协同，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社会生态。
从“物理空间改造”跃向“社会生态重构”
老旧小区没有电梯，一直是困扰高层住户的痛点问题。近年来，多地积极支持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让更多老年人告别“爬楼难”，这也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尽管城市更新已逐渐从“工程逻辑”向“治理逻辑”转变，并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仍面临顶层设计不完善、资金机制不健全、公众参与度不足等问题。为此，亟须实现从“物理空间改造”向“社会生态重构”的跃升，从政策体系入手，推进系统重构、路径创新与机制完善。
一是规划引导滞后，亟须构建“多尺度、全周期、强协同”的规划体系。当前部分城市在城市更新规划方面仍存在局部碎片化、与国土空间规划脱节、与产业发展方向不符等问题，导致更新项目“重建设、轻功能”“重指标、轻场景”。未来需加强“战略规划—专项规划—项目规划”的垂直统筹与“空间—产业—人口”三元协同，实现以目标导向为核心的更新全生命周期治理。
二是社会协同能力不足，需构建“全过程公众参与”的制度保障。更新过程中征拆补偿争议频发、文化遗产保护缺位、居民利益表达机制缺失，导致部分项目推进受阻，甚至陷入僵局。未来应完善法律与政策支撑体系，强化信息公开、协商决策、共建共治等程序安排，建立公平透明的公众参与机制，从“治理对抗”走向“社会协同”。
三是数据治理基础薄弱，需推动“数智赋能型”更新管理模式落地。当前城市更新的数字化管理仍处于初级阶段，多数城市缺乏系统性的数据基础设施，更新方案缺乏动态调度与精细运营能力。应加快构建以“城市信息模型（CIM）+空间大数据+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更新决策支持系统，实现“规划—设计—施工—运维”的全流程智能化。
四是制度保障体系缺失，需加强立法与标准化体系建设。目前我国城市更新的制度框架尚不健全，政策多依赖地方探索，缺乏统一立法支撑与技术标准指导。亟须加快出台城市更新法及配套实施细则，建立权责明确、程序规范、操作可行的制度框架，并推动更新项目的标准化、模块化、可复制化建设，增强政策的落地性与引导力。
（转载自《中国经济时报》）
致力城乡新融合 实现富民新目标
——“中国•江村”的新实践新突破
钱振华 刘 斌
钱振华 刘 斌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的重要路径，内在蕴含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一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命题，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以其“志在富民”的学术追求和实践探索，对我国城镇和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州市吴江区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深入践行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理念，奋力打造以城乡融合推动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一、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理念及其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启示
费孝通先生一生关于农村工业化、小城镇建设和区域发展模式的研究和论述，充分反映出他“志在富民”的学术研究主题和人生追求，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我国城乡发展的贡献和影响极为深远。开弦弓村是费老的学术起点，也是他研究农村问题的样本。他曾26次重访开弦弓村，获取研究中国农村改革方向的“灵感”，先后提出发展乡村工业、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等重大课题。
费孝通先生对共享发展及其实现路径有许多思考与探索，尤其在阶层、城乡、区域、民族和人类共享方面有着丰富的思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际，费孝通先生就在探索区域经济发展，他在《从农村发展到区域发展》中指出，“区域协作的概念，是市场经济必然要提出来的”，提出，在历史与国际的宏大格局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就要树立起区域经济的观点。他所提出的区域发展建议几乎覆盖了几大三角洲，如建议加快黄河上游、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等经济区域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晚年，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旨趣从“志在富民”转变到了“文化自觉”，他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费孝通先生的主张对我们今天应对城乡发展问题有深刻启示。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如不自觉地转变和适应新的环境，无疑会走向衰败。而城乡发展若想协调推进，必须在文化上进行自觉的选择和融合，既要保留传统文化的优势，又要汲取现代文化的精华。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思想不仅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城乡发展问题提供了一剂良药，也为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提醒我们，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务必不要丢失自身文化的根基和智慧。这些思想对实现新时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二、落实“强富美高”总要求，深耕鱼米之乡新“江村”，推进吴江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创新实践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以江村为代表的苏南农村通过创造性实践，为中国农村发展贡献了诸多鲜活经验。站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起点上，吴江继续把“百姓富”作为民生改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让人民群众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规划引领谱写新篇章。紧扣“世界级水乡人居文明典范”，坚持通过优化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城乡发展，明确特色化发展定位，建立高效协调的城乡发展体系。结合吴江乡村空间格局、地形地貌、产业布局、人口结构、就业关系等实际情况，全域启动镇村布局规划优化工作，明确特色保护类、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搬迁撤并类、其他一般类五类村庄发展方向；并从规划、建设、管理、控制等环节，有序开展“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加强农房风貌管控、提升村庄建设标准，确保乡村整体风貌协调统一。聚焦苏州市到2022年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任务，以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为统领，建立健全区、镇、村三级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体系，落实三年行动计划举措，形成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的新格局。
城乡融合迈上新台阶。优化资源配置。深入开展三优三保、增减挂钩、占补平衡等各类土地整治项目，优先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一步加大对“三农”发展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积极向上争取农业农村发展的政府债券项目。优化公共服务。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实施方案》，明确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清单、切实提升管护水平。因地制宜推广运用“积分制”“清单制”，全面建成全区统一的“江村通”数字乡村平台、创新建成数字乡村客厅，加快推动传统村务管理向数字化转型。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现区级以上文明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全覆盖。缩小城乡差距。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1.81，同比缩小0.04。吴江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面跟通城镇，保障标准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积极开展乡村公益医疗互助试点工作，在成功试点基础上，新增吴江高新区（盛泽镇）、江陵街道作为2023年试点乡镇。
乡村振兴开创新局面。现代农业发展更为高质高效。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确保“良田粮用”。梯度构架国家、省、市、区四级园区建设体系，制定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正面清单、负面清单、奖补清单“三张清单”，拥有种养型、加工型、配送型、农文旅融合型农业企业123家，累计建成各类农业园区15家、面积覆盖率约89%。持续巩固“加快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国家级改革试点成果，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建成中国美丽休闲乡村3家、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3家。现代和美乡村更显宜居宜业。以“江村”乡村振兴品牌为引领，加快建设环长漾新时代鱼米之乡“最江南”样板区、协同打造环澄湖片区田园水乡生活典范、推动环元荡国际生态文旅湖区建设。积极开展党建引领乡村振兴重点帮促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获评省“万企兴万村”行动先进典型县。统筹抓好农业专业、能工巧匠、文化传承、乡村治理等人才引育工作，让农民能在身、技在手。时刻关注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推动路、水、电、气等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一体化战略助力新突破。近年来，吴江紧抓一体化机遇、用好示范区平台，紧密衔接示范区“1+6+N”规划体系，新版国土空间规划按照“双核引领、两带联动、多点配合”的总体空间结构，对全域1176平方公里国土空间进行整体规划，统筹生态、生产、生活三大空间，打造“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集约型”的空间格局，为吴江全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规划保障和支撑。吴江积极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强区域协作联动；深入推进被撤并镇的整治提升，扎实推进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进一步提高村民文化素质，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吴江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成效明显，“中国•江村”环长漾特色田园乡村带建设扎实推进，吴江开发区北联村、汾湖高新区东联村许庄、平望镇庙头村等村庄先后列为省级、市级建设试点，并成功创建一大批三星级康居乡村、一星级康居乡村和康居特色村，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发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典范之一。
改革创新迸发新活力。用好“一体化制度创新试验田”优势，通过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多项改革系统集成，有力破除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坚持以改革来固化农村各类权益，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和宅基地确权颁证等，让农民真正摆脱了土地束缚、可以放心进城。同时，美丽乡村、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丰硕成果，极大增强了城镇居民下乡投资、休闲消费意愿。2021年1月实施的新《苏州市户籍准入管理办法》，更是打通了城乡户籍无障碍迁移渠道。建立311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站，实现村（社区）全覆盖，充分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全区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达80%以上，吴江区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占比近70%。
三、创新“中国•江村”实践，丰富“志在富民”内涵，打造共同富裕的吴江样板
费老当年提出发展小城镇，其终极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对当前农村发展依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下一步，要持续因地制宜抓好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三农”各项工作，引入新经济、拓展新功能、打造新空间，聚焦共同富裕目标，全力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最江南”样板。
持续强化思想理论武装。全面学习、系统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要求，做到心领神会，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凝聚起做好“三农”工作的强大思想共识。准确把握总书记赋予江苏“三农”的重要使命。总书记对江苏“三农”工作格外关心厚爱，多次提出明确要求，赋予“在推进农业现代化上走在前”的光荣使命，强调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时代鱼米之乡。准确把握新时期吴江“三农”的战略目标。吴江自古就是江南水乡、鱼米之乡，乡村振兴一直走在全省全国同类区域前列，具有十分坚实的发展基础。立足新起点，要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的担当，全面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上勇挑大梁、走在前列。
借势国家战略振兴乡村。在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背景下，吴江被赋予“一田三新”的战略定位。吴江应充分利用一体示范建设机遇和交通便捷通达的区位优势，在全域片区化的基础上，以项目为引领，更多探索跨省市、跨县域的片区合作，促进资源整合、产业共建、集聚示范，扩大片区辐射范围。例如桃源可以向南对接乌镇、西塘，将运河沿线的林海天池省级森林公园、费家浜农场、美丽乡村组团等串珠成链，打造“水乡森林田园风光带”；向西联动南浔，打造“环沈庄漾休闲农业圈”。通过打破消极空间、破除邻避效应，串联乡村旅游公路、美丽生态河湖、当地特色餐饮民宿等丰富资源，打造跨域美丽乡村风景线，形成空间连片区域。同时，可以积极探索以土地为重点的农村集成改革，用足用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国家级改革试点契机，整合片区内闲置资源，唤醒乡村要素内在价值，不断增强乡村发展活力和动力。
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推进环长漾、环鼋荡、环澄湖、滨湖度假等重点片区建设，着力打造特色鲜明、亮点突出的乡村振兴示范点，串点连线，以线带面，引领全区乡村蓬勃发展。抓住稳面积、增单产两个关键，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连片化建设，确保耕地数量、提升耕地质量，推进粮油单产提升行动，提升粮食产能。进一步强化品质标准、做强特色品牌，全力提升绿色优质农产品比重，加大对“吴江大米”“吴江香青菜”等本地品牌的宣传推广力度，推动农业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持续深化同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等高校合作，推动桃源经济林改果试点，探索林下经济作物多渠道发展。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鼓励各地因村制宜选择不同长效保护模式，切实推动降本增效，争创苏州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典型案例。借力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改造升级太湖渔村，让渔村的文化价值得以显现。
推动城乡要素更好流通。用好“一体化制度创新试验田”优势，通过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多项改革系统集成，有力破除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坚持以改革来固化农村各类权益，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和宅基地确权颁证等，让农民真正摆脱土地束缚、放心进城。持续推动“惠村项目”建设，鼓励村集体通过抱团形式联建多种类型的经营性发展项目，扩充全区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体量。深化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稳妥有序推进整村土地流转工作，审慎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作。突出土地资源在城乡发展要素配置中的重要支撑作用，积极鼓励盘活存量土地，促进土地节约和集约利用。统筹“263”“331”“三优三保”等专项行动，创新开展治违、治污、治隐患“三治”行动，打出土地治理与利用“组合拳”。
推进城乡服务共享提质。按照城乡同质、生活等值的发展目标，加快各类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覆盖，推动服务下沉，保障并轨，治理融合，提升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以便民、利民为导向，坚持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推动各类政务服务事项逐步进区、镇（区）、村（社区）三级服务大厅，“一窗受理、全科服务”模式实现全覆盖。加大区、镇、村三级体系标准化、异地通办标准化和“一件事”套餐服务标准化建设。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打破城乡户籍身份限制，农村社会服务保障水平实现高质量改善，农村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市民化”的服务。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吴江社会保障政策待遇和业务经办全面融入苏州。以“党建+”模式为引领，将基层党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以镇域为中心，全面实施网格治理2.0版，探索“善治达六和”“八心映八景”的社会治理吴江路径，有效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以综合网格治理为抓手，创新“1+5+1”网格力量配置模式，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延伸。
助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未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首先认识并尊重自身文化，根据新的社会环境调整城乡发展策略，使之更有效地推动社会进步。其次在理解和吸收外来文化时，要有选择地融合，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形成一个和谐美好的文化生态。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思想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城乡发展问题提供了一剂良药。提醒我们，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务必不要丢失自身文化的根基和智慧。围绕品牌化，优化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建设，培育一批“大而优”“小而美”“土字号”“乡字号”的农业品牌。继续深化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工作，不断拓展保护传承的广度与深度。实施文化全谱系保护策略，逐步开展分级、分时的村落培育工作，并针对不同村落的特点，配置差异化的保护发展项目和建设引导措施。通过基础性项目的实施，补齐传统村落发展的短板，同时以特色类项目为引领打造示范村落，进一步推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让文化振兴成为引领乡村振兴的深层动力。
作者及身份：
钱振华 苏州市吴江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刘 斌 苏州市吴江区行政管理学会常务副会长
2014年5月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提出要不断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
从明星城市看如何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李俊鹏
城市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中国城市的崛起与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城市决策与主政者手中，他们为城市的发展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才使得数个明星城市得以突围，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典型城市。本文以四座城市为例，展现四种不同的思想与理念、决策与行政思路推动城市崛起，殊途同归地探寻城市发展与治理规律、集聚合力提升中国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成功经验。
大国间的博弈，实则一座座城市间的博弈；中国的崛起，实则一座座城市的崛起。1961年，美国学者简·雅各布斯出版其成名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对美国和全球城市都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如果说，美国城市受制于市场，中国城市则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与美国城市相比，中国城市的决策与行政者拥有强大的权力。纵然城市的发展受制于大的环境变革，但决策与行政者水平的高下直接决定了城市的发展。细数各自城市的发展，正是他们重塑了城市品质和气韵，从而内化为城市文化和历史。因此，对于城市来说，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其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无高素质的决策与行政者。
放眼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发展史就是一座座城市的崛起和衰落史；未来40年甚至更长，中国的崛起也将取决于现有358个城市的崛起。改革开放40年来，有大批城市崛起，也有不少城市滞缓甚至衰落。涌现一批批明星城市，当提到明星城市时，必然会联系到主要决策与行政者们。
贵阳：重塑城市
最近几年中国城市崛起的最大黑马是谁？答案一定是——非贵阳莫属！最直观的莫过于经济发展表现，2017年，贵阳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537.96亿元，增长11.3%，五年翻了一番；自2013年以来，经济增速连续5年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一，而且是以两位数增速增长；联想到2012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不仅如此，更为神奇的是，作为偏处西南内陆山区、长期依赖能源资源开发、经济排名垫底的省会，贵阳所走的并非粗放低效污染的传统资源开发道路，而是依靠大数据产业实现了弯道超车、跨越式发展。这如果放在数年前来说，几乎所有人都一定会认为是天方夜谭，但如今梦想终于照进现实。近四年里，贵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正是在这四年里，贵阳大数据产业飞速发展，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
一是确定了大数据引领创新型中心城市的总体战略。贵阳明确了战略方向，由资源型城市到生态文明和大数据为引领，影响重大而深远。而且尤为可贵的是，从主政之初就表现出巨大的战略定力，彼时房地产业正值高歌勇进，领导层明确提出不许房地产项目参加，“宁可资金少点，不借机圈地发展房地产，搞个几百亿来凑数。”并且明确提出从高新技术、现代制造业的发展规律来认识自我，不急功近利，耐心做好基础工作。
二是构建起以大数据产业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如今贵阳大数据产业规模1300亿元，甲骨文、谷歌、英特尔、微软、IBM等世界500强企业相继落户贵阳，阿里巴巴、腾讯、奇虎360等国内互联网领军企业纷纷牵手贵阳，货车帮、朗玛信息、东方祥云等一批本土企业迅猛成长，有大数据企业有4000多家。2015年6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考察时，曾专门参观了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充分肯定“贵州发展大数据确实有道理。”2016年的第二届“数博会”，国家领导人亲自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高度赞扬“贵州的大数据产业不仅和东部发达地区平等竞争，而且走在了全国前列。”作为大数据的先驱者和探索者，贵阳在大数据行业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第一个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第一个WiFi公共免费全覆盖城市、第一个块数据大数据公共平台、第一个政府资源开放的先进示范城市、第一个大数据交易所。2016年2月，国家正式批复贵州建设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可以说贵阳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数据之都”。不仅如此，从2016年年底开始，贵州贵阳又开始一个新的神奇的探索，就是推动区块链技术运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三是构建现代都市格局。首先，城市空间层面，积极发展贵安新区，同时，大力打造中关村贵阳科技园，科技园的核心圈层由高新技术产业引领区（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贵阳综合保税区、科技金融区、现代制造业聚集区（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协同创新区和双龙临空经济区组成。其次，基建层面，全面建成“三环十六射”骨干路网，中环路、“BRT快速公交系统”即将建成通车，轨道交通1号线和2号线启动建设，拉开了城市主骨架；高铁贵阳北站投入使用，贵广、沪昆高铁开通，进入了“高铁时代”；龙洞堡国际机场跻身大型繁忙机场行列，贵阳在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地位更加凸显。
四是在思维观念层面的革命性突破、颠覆性影响。物质层面的表现直观和显性，思维和观念则隐存潜在，但影响却更为巨大和深远。按以往传统思维，谁也无法想象偏僻、闭塞、落后地区竟然也能直接与现代科技创新前沿相挂钩，更无法成为创新型中心，实现弯道超车和跨越式发展，这种思维意识层面带来的冲击力是巨大，不仅仅对于贵阳、贵州，对于其它地区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杭州：经营城市
杭州可以说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典范，拥有的称号繁多——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具投资价值城市、中国最佳商业城市、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中国最适合居住城市、东方休闲之都、天堂硅谷、爱情之都、动漫之都、创意之都，可以说一个城市所能拥有的所有荣耀，几乎都被杭州揽入怀中，G20峰会的召开，更是将杭州推向世界舞台中心。
一是确立“东方休闲之都，生活品质之城”定位。
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种顶级美内化于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在新时期城市高质量发展阶段开启了经营城市、全域景区、城市营销的先河。
1、实行西湖免费开放，使市民成为人民公园的主人。2002年开始，杭州实行“西湖免费开放”，迄今已免费开放的公园景点共130余处，成为国内唯一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家不收门票的5A级景区，最早实行全域旅游，带动了整个城市的发展。
2、恢复西湖博览会，使杭州成为会展之都。杭州时隔71年后恢复举办西博会，重办西博会的十年间，从仅有的39个项目发展到122个项目，最有名的是全球网商大会、“西湖论剑”、中国国际休闲博览会、中国国际动漫节、中国国际丝绸博览会等到一系列国际级、国家级会展项目。
二是实现城市空间战略转型。
1、萧山、余杭并入市区，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第二大区域性大都市。调整后的杭州市面积比原来扩大了近3.5倍，人口、土地面积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能力等全面超过南京、苏州、宁波等城市，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第二大区域性大都市，仅次于上海。
2、空间格局由“西湖时代”向“钱塘江时代”跨越，开启了杭州的“钱塘江时代”。沿江建设湘湖新城、之江新城、滨江新城、钱江新城、城东新城、钱江世纪新城、空港新城、下沙新城、江东新城、临江新城。从“三面云山一面城”的传统城市格局，走向“一江春水穿城过”的新城市格局。
三是筑牢城市基建根基。
1、城市“十横十纵”道路整治改造，且坚持特色风貌营造。
2、大力推进杭州城市地铁轨道交通建设，并实现和磁悬浮、铁路、汽车、地面公交的“无缝衔接”。
3、以背街小巷改善为代表的旧称改造，一改“大拆大建”的传统套路，创造了“背街小巷改善的杭州模式”，被文史专家定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杭州模式”，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丹麦专家艾瑞克和英国专家罗伯特说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社区运行的典范”“一个幸福的休闲之地”。
四是打造互联网强市。
大力支持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的发展，进而带动全市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因此，成就了今日“TAB”的阿里巴巴，也让杭州成为了中国的硅谷。
合肥：治理城市
曾经的合肥，在中部六个省会城市中，可以说仅仅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存在；而今的合肥，则今非昔比，跻身长三角副中心城市之一，继上海之后，全国第二个启动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城市，“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成功实现了由中部二三线城市到东部新一线城市的华丽转身。
回顾合肥的发展历程，2005年以来的10多年无疑是最为关键的时期。2005年，合肥的经济总量仅为850多亿，而同时期南京为2400亿，武汉为2200亿，郑州和济南为2000亿，而南昌则也已超1000亿。但如今则今非昔比，2017年，合肥的GDP在26个省会城市中，排名第9，力压济南，直逼西安，而南昌则排名16，双方的差距超过2000亿。
合肥真正实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战略定位转型。一方面，从战略取向上，由中部转向东部长三角；另一方面，从战略定位上，突出科教、现代制造和交通枢纽三大核心。在《合肥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中，合肥定位是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国家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现代制造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正是在此时期前瞻性的战略谋划，积极创造平台、厚植基础，成就了如今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和“米”字型综合枢纽。
二是战略空间拓展。一是行政区划调整将原巢湖市一部分并入合肥，使巢湖成为合肥内湖，腹地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人口逾800万；二是借助行政区划调整，启动都市区空间战略，提出“1331”空间格局，由城区走向都市区，拓展战略发展空间。
三是城市提质扩容。一方面大力度拆旧，强势改造“中国最大的县城”，提升旧城品质和活力；一方面大手笔建新，启动政务区、滨湖新区建设，打造城市新中心，各类大型基建也基本在此时期完成或启动。
四是筑牢产业根基。确立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六大主导产业，通过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培育六大千亿产业基地，成就现代制造业基地。
大同：管理城市
大同城市发展的成功之道，概括起来是三个方面。
一是力推城市转型。大同期间的发展思路主要是扭转大同对煤炭资源的过分依赖，力争使城市发展由能源资源依赖向文化旅游主导来转型，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是大刀阔斧搞城建。最典型的莫过于全面复建大同古城，其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其次，大力推进矿区、棚户区改造；第三，大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言出必行，务实高效，虽然，由于其突然调任太原使得大同古城复建工程中断，但经过几年的建设，大同城市空间框架、整体形象、环境品质都得到极大提升。
三是正确决策与实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梳理四个历程，明显呈现出“管理城市-治理城市-经营城市-重塑城市”四种不同的决策理念和行政思路，一种是善于事，一种是善于时，一种是善于势，一种是善于谋。理念不同，思路不同，不能说哪种优、哪种劣，不同城市，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条件和基础，自然应采取不同发展思路。其中，最重要的是遵循城市发展规律。
本文来源：《大鹏视野》
【专家建言】
扛好大省省会挑大梁的担当
——建议在南京筹建中国数学博物馆
徐金源 王新农
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和化学奖,不约而同地授予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家。这一信号，标志着人类社会已全面进入人工智能新时代。AI三大要素，算法是核心是灵魂，其本质就是数学，是数学技术。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数学复兴伴随大国强国崛起是一个历史规律，法、德、英、俄、美、日无一例外。国务院参事室一项研究表明，从数学大国向数学强国转变，根基在全体国民对数学思想、精神、价值、语言的认知水平的大幅提升，关键在数学文化的大众传播。数学博物馆是集成、传播、光大数学文化的重要载体。
一、南京是座天选之城
建议把中国数学博物馆(暂定)这一项目，列入南京市重大建设项目。理由如下:
一是综合实力超群。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科技教育资源，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决定南京是座天选之城。在世界文学之都—南京，建中国数学博物馆更能彰显国人的文化自信，更能展现南京人民继往开来的责任担当。
二是人脉资源丰富。我省的数学教育水平高，科研实力强，数学人才辈出。两院院士全国最多。华罗庚，杨乐，是妇孺皆知世界级著名数学家。我国数学文化的建设的开拓者，传播的引路人，南开大学的顾沛教授是南京人。国务院参事室《数学文化》课题组组长吴吟(原国家能源局副局长)是南京人。当代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田刚，也是南京人。由南京来承建中国数学博物馆，必将获得国内外江苏籍数学精英的拥护和大力支持。
三是最佳窗口期到来。2002年第22届世界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重新确定了我国数学大国的地位。经过20多年的发展，“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理念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人们对数学文化素养的提升需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强烈。面向AI时代，在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家祖冲之的故乡--南京，高标准、高质量地建设一个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数学博物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二、数学博物馆的功能定位
一是集中展示古今中外伟大数学家,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做出的划时代的重大贡献和成果。让人们对数学思想和数学语言的力量，有一个直观感受。
二是充分展示数学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广泛而紧密的联系，以及各门学科与数学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路径，方式方法和奇思妙想的成果。
三是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可视化技术，多维立体地展示数学技术魅力，感受数学语言的力量，不断增强我国青少年对学好数学、用好数的兴趣和能力。
四是展示数学技术的市场的应用。展望在AI时代应用数学技术市场加速发展的前景,为应用数学工作者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
五是沉浸式教育研发基地。吸引成年人利用业余时间，在数学帝国的疆域中休闲、漫游、畅想，在数学王国的群山峻岭中寻找“诗和远方”，让“万物皆数”,“万事皆算法”的理念在寻常百姓家生根开花结果。
六是全力打造学术交流新高地。为国内外著名数学家开展各类研讨交流活动提供场所和舒适优雅的生活环境。
三、前期应做好的几项工作
对标发达国家数博物建设运营维护的先进理念，拥抱人工智能新时代，按照建设数学强国的标准，全力打造世界数学版图的新地标、新高地，为世界数学家大会再次在我国召开打造新亮点新卖点。
(一)组织保障。建立由市分管领导牵头，市政府办公厅、发改委、教育、科技、财政等单位分管领导参加的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工作。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处理。
(二)建专家库。国内专家主要有:张恭庆院士，2002年北京数学家大会理事长。田刚，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顾沛，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吴吟，原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吴为山，中国美术馆馆长，还有陈志明、史生才、张平院士。省内及国外专家由江苏省产业研究院推荐组织:数学家3-5人,建筑专家1-2人，金融专家1-2人，人工智能专家2-3人。
(三)地址选择。由专家组设定评价指标，对市内重点地区进行比选。提示词工程师(具备Fine-Tuning能力)使用chatGPT，对两地与项目相关的各类数据进行收集、整理、打分，送专家组研判，提出取舍意见，为领导决策服务。
(四)方案比选。根据地址所在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建设项的总体要求，借助AI技术，在专家组与chatGPT 的多次互动中选出三套建设方案，推荐一套方案供领导决策。
(五)资金筹措。主要有6个部分。一是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讲好南京故事，向中央和省政府申请资金支持。二是市政府财政部门要担当大任，依据项目进程，保项目资金安全。四是面向全国全省发行建设项目债券。五是国内省内大企业的赞助资金(可在日后运营中寻找适当补偿)。
（六）是寻求国际金融资本的支持。此外，还可通过盘活存量资产或使用效率不高的优质资产的方式，节约投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七)科学管理。在建设中创新，在创新中建设，让建设项目成为中外数学家、数学爱好者关注的焦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管理。依据国家机关法律，强监督检查，杜绝腐败现象发生。专家群原则上以云端办公为主。
作者及身份：徐金源，江苏省政府研究室原二级巡视员、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特聘专家；王新农，江苏省政府研究室原调研员。
报：省委省政府领导；省委省政府办公厅、研究室
送：省主管及相关部门，有关方面
发：本院各领导，各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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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钱伯华（本网站主管主编，本院
原常务副院长, 江苏省委研究室原巡视员）
原常务副院长, 江苏省委研究室原巡视员）